德国总理梅尔茨柏林演说：欧盟作为强权政治新力量的定位与挑战

1月29日，德国柏林联邦议院议事厅，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站在讲台前，向在场的议员们宣读了一份关于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府声明。这份声明迅速超越了德国国内政治的范畴，成为欧洲乃至跨大西洋关系的一个清晰路标。梅尔茨的核心信息直白而有力：在一个由大国竞争定义的新世界秩序加速形成的时代，欧洲必须“学会使用强权政治的语言”，将自己塑造为一股独立的力量。他宣称，欧盟应当成为“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规范性替代方案”，但这需要欧洲在安全、经济和团结三个关键领域证明自己。这番讲话发生在格陵兰危机余波未平、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关于北约盟友在阿富汗贡献的争议言论引发欧洲普遍愤慨的背景下，其时机与内容共同勾勒出欧洲战略自主性辩论的新轮廓。

柏林讲话的战略背景与核心诉求

梅尔茨的演讲并非孤立事件。一周前，他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已经为这次演说铺垫了基调，当时他警告“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新的大国世界建立在“权力、实力以及必要时武力”的基础之上。柏林讲话是这一系列外交政策宣示的深化和具体化。从地缘政治驱动力看，演讲直接回应了近期两大压力源：其一是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时期重启的、针对欧盟的关税威胁在格陵兰问题上再次上演，美国对丹麦所属的这块自治领土的主权主张，迫使欧盟27国展现出罕见的快速团结，最终迫使美方让步。梅尔茨将这次危机中的欧洲协同反应称为“感受到了一丝自尊的喜悦”，并视其为欧洲展现战略意志的案例。

其二是对跨大西洋关系不平等本质的反思。特朗普近期关于北约非美军部队在阿富汗战争中“远离前线”的言论，触及了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敏感神经。梅尔茨在演讲中明确反驳，他提到了59名在阿富汗行动中阵亡的德国联邦国防军士兵，以及超过100名重伤者，强调“我们不会允许这场我们也为盟友美国利益而执行的行动，在今天被蔑视和贬低”。这种直接回击，与以往德国领导人在类似问题上的谨慎措辞形成了对比。更深层的原因是，欧洲，特别是德国，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在技术领域和防务能力上暴露无遗，尤其是在核保护伞问题上。梅尔茨承认，欧洲“在可预见的未来”仍需依赖美国的核威慑，但他同时为探讨欧洲自身的核威慑选项留下了空间，称其可作为与美国核共享安排的“补充”，类似于法国和英国目前的角色。

“力量之语”的三重支柱：安全、经济与团结

梅尔茨为欧洲成为“强权”勾勒了三个必须夯实的实践领域，这构成了其演讲的政策骨架。第一支柱是安全自主。他明确提出欧洲必须“将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不仅仅意味着增加国防开支，更指向减少在关键技术领域和防务能力上对美国的依赖。具体而言，这涉及推动欧洲防务工业的一体化、加强欧盟内部军事协作机制（例如“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以及谨慎探讨敏感的核威慑欧洲化议题。尽管德国自身受《二加四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约束不能拥有核武器，但梅尔茨表示可以与“其他欧洲国家”讨论共同核威慑，这显然将法国推到了对话的前台。

第二支柱是经济竞争力。梅尔茨指出，欧洲与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差距正在扩大，这种趋势“现在必须被逆转”。他呼吁改革可能阻碍经济发展的欧盟规则，并将于2月1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特别峰会上重点讨论提升经济竞争力的问题。其目标是通过简化法规、激励创新和投资未来技术，确保欧洲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不掉队。这一诉求反映了德国产业界对去工业化风险和绿色转型成本的深切担忧。

第三支柱，也是梅尔茨反复强调的一点，是欧洲的团结。他将团结本身定义为“世界上的一个力量因素”。格陵兰危机中欧盟一致反对美国关税威胁并被证明有效，成为他论证团结即力量的最新例证。梅尔茨力推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的贸易协定尽快生效，并赞扬本周与印度达成的历史性贸易与伙伴关系协议，这些都被视作欧盟以一个统一声音行动、拓展全球伙伴网络的能力证明。他甚至在演讲中批评了德国绿党议员在欧洲议会中与左翼党和右翼民粹的德国选择党联手试图阻止南方共同市场协定的行为，称其“令人十分不解”，这从侧面凸显了维护内部政策一致性的政治难度。

定位的悖论：替代方案、伙伴而非附庸

梅尔茨为欧洲设定的身份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恰恰反映了当前欧洲战略处境的复杂性。他一方面将欧盟定位为“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规范性替代方案”，这是一个基于价值观和规则的外交号召，旨在吸引全球南方那些寻求发展道路的民主国家或新兴市场。他相信，欧洲在经济和理念上“对世界伙伴有所贡献”，开放市场、自由贸易和基于规则的秩序仍是其核心吸引力。

另一方面，在定义与美国的关系时，他使用了非常精确的表述：“作为民主国家，我们是伙伴和盟友，而不是下属。” “伙伴而非附庸”这一短语，迅速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核心标题。它划清了红线，申明了欧洲在跨大西洋联盟中追求平等地位的决心。梅尔茨表示，合作之手将始终伸向美国，但必须以这一指导原则为基础。这标志着德国乃至欧洲对美国话语的回应日趋坚定，从默克尔时代的“我们完全依赖他人的时代已经结束”的宣示，演进到更具体、更具对抗性的外交辞令。

然而，这种追求“主权”与维持“联盟”之间的平衡极其微妙。正如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延斯·施潘在梅尔茨演讲后补充强调的：“没有美国，欧洲就没有安全。没有美国，乌克兰就不会有停火。” 这提醒人们，无论欧洲的雄心如何，在可预见的未来，其硬安全的核心仍无法脱离北约，亦即无法脱离美国。梅尔茨本人也承认，跨大西洋信任“其本身至今仍具有价值”。因此，欧洲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不过度损害对美关系这一传统安全基石的前提下，有效地构建并展示其独立行动的能力。这种“战略自主”与“跨大西洋团结”之间的摇摆，将继续定义未来数年欧洲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辩论。

前路挑战：从言辞到实力的鸿沟

梅尔茨的柏林演讲成功地设定了一个议程，并清晰地表达了欧洲在动荡世界中的一种抱负。但将“力量之语”转化为实际的力量，欧盟仍面临多重艰巨挑战。首先，是资源与意愿的缺口。大幅提升防务能力需要持续巨额投资，而欧盟成员国在财政优先级上并不总是一致。建立欧洲技术主权意味着在半导体、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关键领域进行大规模、高风险的投资，并与中美展开直接竞争。

其次，是制度与决策的障碍。欧盟27国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一致行动，需要克服复杂的内部协调机制。即便在格陵兰这样的外部压力下能够快速团结，但在更多涉及成员国核心利益的议题上，如对华政策、能源安全或移民问题，达成并维持统一立场依然困难重重。梅尔茨呼吁的“团结”是一个永恒的目标，而非既成的现实。

最后，是战略文化的转变。欧洲，尤其是德国，战后长期奉行“文明力量”范式，强调民事手段、多边主义和规则塑造。如今要“学会使用强权政治的语言”，意味着整个政治精英层和公众需要接受一种更现实主义、更注重硬实力和地缘博弈的思维模式。这种转变不会一蹴而就，并且在国内政治中可能引发争议。

梅尔茨的演讲，在某种程度上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总理朔尔茨“时代转折”演讲的延续和深化。那场演讲标志着德国安全政策的根本转变；而梅尔茨的讲话，则试图为整个欧洲在“大国竞争”新常态下的角色进行定位。它既是对外部压力的回应，也是对内部动员的呼唤。当“世界刮着凛冽的寒风”时，欧洲是选择蜷缩在旧有的保护伞下，还是真正锻造出自己的盾牌与方向，梅尔茨给出了他的答案。然而，答案的最终书写，不取决于柏林联邦议院的一次演讲，而取决于未来数月乃至数年，欧洲各国在布鲁塞尔、在各国首都，以及在实实在在的防务投资、贸易谈判和外交斡旋中做出的艰难选择。欧洲作为“替代方案”的吸引力，最终将由其行动能力，而非其宣言的力度来证明。